王铁山回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带了一身凉气，还有淡淡的烟味。
“查清楚了。”
“坐下说。”
他没坐。站在书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周福全凌晨三点，在镇上‘夜来香’棋牌室。有监控，也有人证。他打到早上六点才散场。”
“墙呢？”
“有人动过。”王铁山翻开笔记本，“我问了村里几个老人。那堵墙是周家老宅的后墙，立了快五十年了。前阵子，周福全找了两个外地泥瓦匠，说是要加固。干了三天。”
“什么时候的事？”
“十天前。”王铁山抬头看我，“周正出事前一周。”
我靠在椅背上。
“泥瓦匠能找到吗？”
“跑了。”王铁山合上本子，“干完活第二天就走了。工钱是周福全现金结的，没留联系方式。”
“很干净。”
“太干净了。”王铁山说，“就像提前准备好的。”
窗外有车灯扫过。
又熄了。
“还有件事。”王铁山压低声音，“周福全今天下午，去了一趟银行。县里的农业银行。待了快两个小时。”
“取钱？”
“不知道。我进不去。”他顿了顿，“但我跟门口保安聊了聊。他说周福全是常客，每次来都找同一个柜员，办什么‘定期转存’。”
“定期？”
“嗯。保安说，听他们聊过，好像是笔老存款。存了很多年了。”
我坐直了。
“多少年？”
“保安说不清。只说‘比你年纪都大’。”
我沉默了一会儿。
“周正的葬礼，定在什么时候？”
“后天上午。”王铁山说，“周建国坚持要办。周福全反对，说遗体不火化不能入土。但周建国不听。”
“周福贵呢？”
“没露面。”王铁山说，“但他派了人盯着。村口、殡仪馆、周建国家的巷子口，都有眼线。”
“他在怕什么。”
“怕死人说话。”王铁山说。
我点头。
“明天一早，去银行。”
“哪个银行？”
“周福全去的那家。”我说，“我想看看，那笔‘老存款’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八点整。
银行刚开门。
我和王铁山走进去。
大堂里没什么人，一个中年女柜员正在擦柜台。
“办什么业务？”
“找你们经理。”我说。
她打量了我们一眼。
“经理在楼上。有预约吗？”
“没有。”王铁山上前一步，“告诉他，青石巷陈玄礼来访。”
女柜员迟疑了一下，拿起电话。
说了几句。
挂断后，她脸色变了。
“经理请您上去。二楼左转，最里间。”
楼梯很窄。
二楼走廊铺着旧地毯，踩上去没声音。
经理室的门开着。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陈先生？”他伸出手，“久仰。我是行长刘明。”
握手。
他的手很凉。
“请进。”
房间不大，办公桌后面是一排保险柜。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合影。
“刘行长知道我？”我坐下。
“知道。”他坐在对面，“周福全昨天来，提过您。”
“他说什么？”
“他说，可能有人会来查一笔旧账。”刘明推了推眼镜，“让我小心应付。”
“那你打算怎么应付？”
刘明笑了。
笑得很勉强。
“陈先生，我就是个银行职员。按规矩办事。”
“什么规矩？”
“存款人的规矩。”他说，“那笔存款，有特殊约定。非本人或指定继承人，不能查，不能动。”
“存款人是谁？”
“周水生。”刘明说，“三十一年前存的。”
我看了王铁山一眼。
“周水生不是死了三十年了吗？”
“是。”刘明点头，“但存款没死。按照约定，这笔钱会一直存下去，直到满足特定条件。”
“什么条件？”
刘明沉默了。
他起身，走到保险柜前。
输入密码。
打开。
取出一份文件。
很旧。
牛皮纸封面，用麻绳捆着。
他放在桌上。
“这是存款协议副本。按照规定，我不能给您看全部内容。但有些条款，可以说。”
“说吧。”
刘明翻开文件。
“存款人周水生，于三十一年前存入本金两万元整。定期三十年，自动转存。年利率按当年最高档执行。”
“两万？”王铁山皱眉，“三十年前的两万，是巨款。”
“是。”刘明说，“周水生当时是村里少数出外做过工的人。据说在南方攒了些钱。”
“他为什么存这笔钱？”
“协议里有说明。”刘明念道，“‘此款项，专用于伸冤复仇之用。若吾死于非命，此款由吾子周建国继承。若吾子亦遭不测，则由吾孙继承。代代相传，直至沉冤得雪，或血脉断绝。’”
房间里安静了。
“复仇基金。”王铁山低声说。
“可以这么理解。”刘明合上文件，“周水生存款时，指定了三个见证人。一位是本行当时的行长，已故。一位是乡司法所的调解员，也已故。还有一位，是位律师，姓吴，去年刚去世。”
“律师还在世？”
“去世了，但律所还在。”刘明说，“协议规定，支取款项需要至少两位见证人，或其后人确认。”
“现在还能找到后人吗？”
“司法所调解员的儿子还在乡里务农。”刘明说，“吴律师的女儿，在省城做法律顾问。”
“周建国知道这笔钱吗？”
“应该不知道。”刘明摇头，“协议规定，只有在继承人年满二十五岁，或存款人指定的‘条件触发’时，银行才能告知。”
“条件触发是什么？”
“协议里写得很隐晦。”刘明说，“‘当冤情再现，血光复起时’。”
我和王铁山对视一眼。
周正死了。
血光。
“周福全来，是想干什么？”我问。
“他想查这笔钱现在的余额。”刘明说，“我说不能查。他闹了一阵，走了。”
“他怎么会知道这笔钱？”
“不清楚。”刘明顿了顿，“但他提到一个词，让我很在意。”
“什么词？”
“他说，‘那笔买命钱，该动了’。”
买命钱。
我站起来。
“刘行长，这份协议，能给我复印件吗？”
“不能。”刘明为难，“有保密条款。”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
“……您问。”
“这笔钱现在还在账户里吗？”
“是。”
“余额超过五十万吗？”
“是。”
“周正满二十五岁了吗？”
“他今年二十五。”刘明说，“刚好。”
“那‘条件触发’了吗？”
刘明不说话了。
他额头冒出细汗。
“刘行长。”
“……触发了。”他声音很轻，“周正死后，我查过协议。按照条款，现在应该通知继承人了。”
“通知谁？”
“周建国是法定第一继承人。但他年纪已超过协议限定的‘行动年龄’。”刘明说，“协议规定，继承人须在二十五至四十岁之间，方可动用此款。所以，实际上应该通知的是周正。但他死了。”
“那怎么办？”
“按照协议，如果指定继承人死亡，且无直系后代，则款项转入‘待定状态’。”刘明擦了擦汗，“待定状态下，款项将被冻结，直至找到符合条件的新继承人或见证人共同决定处置方式。”
“新继承人是谁？”
“周家直系血脉，按亲等顺延。”刘明说，“周建国如果有其他子女，或者……周福全作为旁系亲属，理论上也有可能。”
我懂了。
“周福全想拿到这笔钱。”
“他想成为继承人。”刘明点头，“但他需要证明，周建国这一支已经‘无力伸冤’。而周正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周正必须死。”
房间里又安静了。
只有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刘行长。”我看着他的眼睛，“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他脸色一白。
“为……为什么？”
“你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我说，“你知道协议内容。你还知道周福全的意图。如果他真想拿到钱，你会是障碍。”
“我只是按规矩办事！”刘明急了，“我没想掺和他们家的事！”
“但你已经掺和了。”王铁山说，“从周水生存款那天起，你就被卷进来了。”
“我不是当年的经办人！”刘明站起来，“我当时只是个普通柜员！是前任行长把这事交代给我的！”
“前任行长怎么死的？”
“病死的。”刘明说，“肺癌。”
“调解员呢？”
“……车祸。”
“律师？”
“心脏病。”刘明声音开始发抖，“您是说……”
“巧合太多了。”我走到窗边，“三十年前的存款，三个见证人，现在都死了。唯一还知道内情的你，觉得能置身事外吗？”
刘明跌坐在椅子上。
“我……我该怎么办？”
“两件事。”我说，“第一，协议原件，立刻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第二，如果周福全再来，拖住他，通知我。”
“转移到哪儿？”
“市分行金库，或者……”我想了想，“交给我保管。”
“交给您？”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刘明犹豫，“但这违反规定……”
“规定重要，还是命重要？”
他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
他重新打开保险柜。
取出一个铁盒子。
比一般的文件盒小，但很沉。
“原件在这里。”他说，“还有当年的一些凭证，周水生的手写信，都在里面。”
他把铁盒子推过来。
“陈先生，我一家老小……”
“你放心。”我接过盒子，“这件事，我会处理到底。”
下楼。
走出银行。
阳光刺眼。
王铁山发动车子。
“现在去哪儿？”
“去找一个人。”我说。
“谁？”
“周水生存款时，那位吴律师的女儿。”
车子开出县城，上高速。
省城离这里两百公里。
路上，我打开铁盒子。
里面整整齐齐。
最上面是存款协议原件。
纸已经黄得厉害，但字迹清晰。
周水生的签名，歪歪扭扭，但很用力。
按的手印，颜色深红。
下面是几封信。
用铅笔写的，字迹工整。
“建国吾儿：当你看到此信时，爹可能已不在人世。爹存下一笔钱，在县农行。此钱专为咱家伸冤所用。切记，勿动贪念，勿作他用。若爹死得不明不白，此钱便是你复仇之资。若你力有未逮，则传于汝子，子子孙孙，终有雪耻之日。”
另一封。
“吾孙：未曾谋面，甚憾。尔父懦弱，恐难当大任。若此信传至你手，想必周家冤屈仍未得雪。莫怕，莫弃。钱在银行，见证有三。取钱之法，详见附页。切记，仇人不止周满仓一人。当年之事，牵扯甚广。小心，小心。”
附页是一张草纸。
画着简单的示意图。
标着几个名字。
周满仓的名字画了圈。
旁边还有两个名字：赵金标，李富贵。
赵金标我知道。当年村里的会计，周满仓的副手。死了十几年了。
李富贵……没听过。
“王铁山。”
“在。”
“查查李富贵这个人。可能也是周家村的，或者附近村的。”
“好。”
我把信收好。
看向窗外。
农田飞速后退。
远处山峦起伏。
像卧着的兽。
吴律师的女儿，叫吴静。
四十二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高级顾问。
我们在她办公室楼下咖啡厅见面。
她穿职业装，短发，很干练。
“陈先生，我父亲提过您。”她握手，“他说，如果有一天您来找我，一定是出了大事。”
“你父亲怎么说的？”
“他说，青石巷陈家，是最后的守夜人。”吴静坐下，点了一杯美式，“我们吴家，三代律师，专门处理一些……寻常律所不接的案子。”
“比如？”
“比如遗嘱执行，涉及非正常遗产分配。”她看着我，“比如周水生那笔存款。”
“你知道？”
“我知道。”吴静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我父亲去世前，把这个交给我。他说，如果周家后人找来，或者陈先生您找来，就把这个给你们。”
她推过来。
我打开。
是一份法律意见书。
日期是三十年前。
“本律师经审阅周水生存款协议及相关证据，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存款人设立‘复仇基金’之目的，虽与公序良俗有悖，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视为特殊民事约定。见证人职责，限于程序性确认，不涉及实质审查……”
后面是详细的法律分析。
“你父亲当年，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我问。
“他说，周水生来找他时，浑身是伤。”吴静说，“不是新伤，是旧伤叠着旧伤。他说，如果不帮他存下这笔钱，他死不瞑目。”
“伤是怎么来的？”
“周水生说，是被周满仓带人打的。”吴静喝了口咖啡，“为了逼他签土地转让协议。他不签，就打。打了三个月。”
“他为什么不去告？”
“告过。”吴静翻开另一页，“乡里调解过，没用。县里也去过，被拦回来了。周满仓当时有个亲戚在县里，有点权。”
“所以他才想出这个办法。”
“以死相逼。”吴静点头，“他对我父亲说，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周满仓不会放过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留下这笔钱，让儿子孙子，有机会翻案。”
“他预见到了自己的死。”
“准确说，是安排了死。”吴静声音低下来，“我父亲后来才知道，周水生存完款后一个月，就‘意外’落水了。”
“不是意外？”
“我父亲调查过。”她说，“有个放牛的孩子说，看到周水生落水那天，河边还有两个人。但孩子后来改口了，家里人也搬走了。”
“证人都没了。”
“对。”吴静看着我，“所以我父亲一直觉得愧疚。他觉得，如果当年他再坚持一点，也许周水生不会死。”
“那不是他的错。”
“但他记了一辈子。”吴静说，“去世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如果周家的事还没了，一定要帮到底。”
我把铁盒子里的信，给她看。
她仔细读着。
读到李富贵的名字时，她抬起头。
“这个人，我父亲提过。”
“他是谁？”
“不是周家村人。”吴静说，“是隔壁李家屯的。当年是个包工头，在县里有点势力。周满仓强占周水生的田，后来转手卖给了李富贵，盖了砖窑。”
“现在呢？”
“砖窑早就关了。”吴静说，“李富贵后来去了省城，做建材生意。发了财。十年前退休了，住在西山别墅区。”
“他还活着？”
“活着。”吴静顿了顿，“但我父亲说，这个人……不太干净。”
“什么意思？”
“周水生死后第二年，李富贵的砖窑出过事故。”吴静翻出一份旧报纸复印件，“死了三个工人。最后定性为操作不当，赔钱了事。但有个遇难者家属闹过，说李富贵故意用劣质炸药，想省成本。”
“后来呢？”
“家属拿了封口费，撤诉了。”吴静说，“李富贵从此把生意转到省城，越做越大。”
我把所有文件收好。
“吴律师，我需要你的帮助。”
“您说。”
“周水生这笔存款，按照规定，现在应该进入‘待定状态’。”我说，“周福全想拿到继承权。我们必须阻止他。”
“法律上，他确实有资格。”吴静说，“如果周建国放弃，或者被认定为无行为能力，周福全作为旁系亲属，可以申请继承。”
“周建国不会放弃。”
“但周福全可能会逼他。”吴静说，“比如，制造意外，或者用别的手段。”
“所以我们要快。”我说，“在周福全动手之前，把这件事解决。”
“怎么解决？”
“找到真正的凶手。”我说，“三十年前害死周水生的人，和现在害死周正的人，可能是同一批。”
吴静沉默了一会儿。
“您需要我做什么？”
“两件事。”我说，“第一，以律师身份，正式通知银行，在事件调查清楚前，冻结那笔存款的一切操作。第二，帮我查李富贵现在的具体情况。住址，家庭，日常活动。”
“第一件事，我可以做。”吴静说，“但第二件……需要时间。”
“多久？”
“三天。”
“好。”
我们离开咖啡厅时，天阴了。
要下雨。
回程路上，王铁山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来。
听了几句，脸色变了。
“陈老，出事了。”
“说。”
“周建国……失踪了。”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王铁山说，“他本来在准备周正的葬礼用品。三点左右，说出去买香烛。再没回来。”
“周福全呢？”
“在他厂里。有工人作证，一下午都在。”
“李富贵那边，查到了吗？”
“查到了。”王铁山说，“人在省城西山别墅区，但……昨天出国了。去新加坡，说是度假。”
“什么时候回来？”
“不确定。”
太巧了。
周正刚死，周建国失踪，李富贵出国。
像有人在统一清理。
“回周家村。”我说。
“现在？”
“现在。”
雨下起来了。
不大，但细密。
车子拐进村道时，天已经黑透。
周建国家的灯亮着。
门虚掩着。
我们推门进去。
屋里没人。
桌上摆着没做完的白花，还有散乱的香烛。
后门开着。
院子里有脚印。
很乱。
王铁山蹲下查看。
“至少三个人。”他说，“脚印深浅不一，有一个特别重，可能扛着东西。”
“周建国是被带走的。”
“应该是。”
我们回到屋里。
检查房间。
卧室的床上，被子没叠。
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纸。
我抽出来。
是一张借据复印件。
“今借到周福全人民币伍万元整，用于周转。借款人：周建国。日期：三个月前。”
借据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
“钱已还清。勿再纠缠。”
字迹潦草，是周建国的。
“他欠周福全钱？”王铁山皱眉。
“可能是个借口。”我说，“周福全用这笔债，逼他就范。”
外面传来脚步声。
很轻。
沈鸢出现在门口。
她撑着黑伞，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陈老。”她走进来，“我去了殡仪馆。周正的遗体……又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
“眼睛又睁开了。”沈鸢说，“而且，这次合不上。我用尽了方法，都没用。”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她说，“正好是周建国失踪的时间。”
我看着她。
“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周正知道父亲出事了。”沈鸢说，“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雨声淅沥。
屋里灯光昏暗。
三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谁也没说话。
桌上的白花，在风里微微颤抖。
像在哭。
“沈鸢，你留在这里。”我说，“检查屋子，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王铁山，跟我去周福全的厂子。”
“现在去？”
“现在。”
雨夜里的木材加工厂，像一头蛰伏的怪兽。
铁门紧闭。
但侧门的小门虚掩着。
里面透出灯光。
还有说话声。
我们靠近。
透过门缝，看到里面是间办公室。
周福全坐在沙发上，对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保安打扮的年轻人。
另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背对着这边。
看不清脸。
但背影有点眼熟。
“……人已经送走了。”保安说，“按您吩咐，送到老地方。”
“没被人看见吧？”周福全问。
“没有。下雨，路上没人。”
“很好。”周福全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保安，“这是你的。出去避避风头，三个月后再回来。”
保安接过，掂了掂，笑了。
“谢谢全哥。”
他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周福全和那个工装男人。
“李老板那边，联系上了吗？”周福全问。
工装男人点头。
“联系上了。他说，事情办完，尾款会打到海外账户。”
“他倒是精明。”周福全冷哼，“自己跑到国外躲清静。”
“他说，当年的事，他也有份。”工装男人声音很低沉，“现在周家孙子死了，儿子失踪，这笔账，该清了。”
“清不了。”周福全站起来，走到窗边，“那个陈玄礼，盯上我们了。”
“一个老头子，怕什么。”
“你不懂。”周福全说，“他不是普通人。我哥说了，能不招惹，尽量别招惹。”
“那现在怎么办？”
“按原计划。”周福全转身，“周建国在我手里。等葬礼结束，火化了周正，我就让他签放弃继承的文件。然后……”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工装男人没说话。
“怎么，你怕了？”周福全盯着他。
“怕倒不怕。”工装男人说，“但我觉得，那个陈玄礼不会轻易罢休。”
“所以我们要快。”周福全说，“明天葬礼，就是最后的机会。”
“你确定周正明天能火化？”
“我哥已经打点好了。”周福全说，“殡仪馆那边，明天一早就安排炉子。不管眼睛睁不睁，直接推进去。”
工装男人站起来。
“那我先走了。”
他转身。
朝门口走来。
我和王铁山迅速退到暗处。
门开了。
工装男人走出来。
他没打伞，戴着一顶鸭舌帽。
路灯的光照在他侧脸上。
我看到了他的脸。
很普通的一张脸。
但右眼角有一道疤。
像被什么利器划过。
他快步走进雨里，消失在厂房后面。
“陈老，追吗？”王铁山低声问。
“不。”我说，“先救人。”
“周建国？”
“嗯。”
我们绕到厂房后面。
那里有一排旧仓库。
最里面一间，亮着微弱的灯。
窗户很高，蒙着灰。
王铁山蹲下，我踩着他的肩膀，攀上去。
透过脏污的玻璃，看到里面。
周建国被绑在椅子上，嘴上贴着胶布。
他低着头，似乎昏迷了。
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门口玩手机。
是刚才那个保安。
我下来。
对王铁山比了个手势。
他点头。
走到仓库门前。
敲门。
“谁啊？”保安在里面问。
“全哥让我来送饭。”
门开了条缝。
王铁山猛地撞进去。
一声闷响。
然后安静了。
我走进去。
保安倒在地上，昏迷了。
王铁山正在解周建国的绳子。
周建国醒了。
看到我们，他瞪大了眼睛。
我撕掉他嘴上的胶布。
“陈先生……”
“别说话。”我解开绳子，“能走吗？”
“能……”
我们扶他起来。
走出仓库。
雨还在下。
厂区里很安静。
只有远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我们快速穿过空地，来到侧门。
刚出去。
身后传来喊声。
“站住！”
周福全带着几个人追出来。
手电光乱晃。
“快走！”王铁山推了我一把。
我们跑进村道。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前面是片林子。
我们钻进去。
黑暗，泥泞。
树枝刮着脸。
跑了大概十分钟，后面的声音远了。
我们停下。
周建国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他们……他们要杀我……”
“我们知道。”我说，“但你儿子还在他们手里。”
周建国抬头，眼睛血红。
“小正……”
“明天葬礼，他们会强行火化。”我说，“我们必须阻止。”
“怎么阻止？”
“用这个。”我从怀里掏出那份存款协议，“周水生留下的，复仇基金。”
周建国愣愣地看着。
“我爹……真的存了钱？”
“存了。”我说，“而且指定，只有你和你儿子有权动用。现在周正死了，你就是唯一继承人。”
“可我不想报仇了……”周建国哭了，“我只想小正活着……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现在说这些，晚了。”王铁山说，“他们不会放过你。周正已经死了，你如果再死，那笔钱就归周福全了。”
周建国止住哭泣。
他看着协议。
手在颤抖。
“陈先生……我该怎么做？”
“明天葬礼，你照常出席。”我说，“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你要动用这笔钱，追查周正的死因。”
“他们会让我说吗？”
“我会让你说。”我看着他，“只要你相信我。”
雨小了。
林子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的气味。
周建国慢慢站起来。
“我相信您。”他说，“我爹相信您，小正也相信您。我没理由不信。”
“好。”我点头，“现在，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葬礼上见。”
我们把他送到村外一个废弃的守林人小屋。
留下些水和食物。
然后返回城里。
路上，王铁山问：“陈老，明天葬礼，周福全肯定会带很多人。”
“我知道。”
“我们人少。”
“人少，有理就行。”
“他们不讲理。”
“那就逼他们讲。”我说。
回到书房，已经后半夜。
沈鸢等在那里。
“周建国家的线索，我找到了。”她拿出一本旧相册。
翻开。
里面是周家全家福。
最早的一张，是周水生和妻子，抱着年幼的周建国。
背景是老宅。
老宅门口，站着三个人。
周满仓，赵金标，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这就是李富贵。”沈鸢指着那个陌生男人。
我仔细看。
那时的李富贵还很年轻，穿着中山装，梳着背头。
他站在周满仓身边，手搭在周满仓肩上。
笑得很得意。
“还有这个。”沈鸢又抽出一张纸。
是一份手写清单。
“砖窑设备采购单。经办人：李富贵。验收人：周满仓。日期：周水生死后一个月。”
“他们早就勾结好了。”
“不止。”沈鸢说，“我在相册夹层里，找到这个。”
一个很小的塑料包。
里面是一截胶片。
已经发霉了。
“我拿去洗出来了。”沈鸢拿出几张照片。
黑白照片，很模糊。
但能看出，是周水生被打的画面。
在一个院子里。
打他的人，正是周满仓和李富贵。
还有第三个人。
背对着镜头，看不清脸。
但身形，和今天在厂里看到的工装男人，很像。
“周水生偷偷拍了这些。”沈鸢说，“他想留证据。”
“但没来得及用。”
“嗯。”沈鸢说，“这些照片，可能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我看着照片。
雨夜里，周水生蜷缩在地上。
周满仓的脚踩在他头上。
李富贵在旁边笑。
第三个人，手里拿着棍子。
高高举起。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
葬礼的时间，快到了。
我换了身黑衣。
把存款协议装进内袋。
出门前，我看了眼桌上的铁盒子。
周水生的信，还摊开着。
“子子孙孙，终有雪耻之日。”
我合上盒子。
走了出去。
雨停了。
但天还是阴的。
像在酝酿更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