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天倒计时的第七天。
墨玄带来了那份报告。
他把它放在我桌上，没说话。
纸张很薄。就三页。
我拿起来看。
标题：《基于量子生物场共振的亚临床生理调节：原理与精度验证》
署名是假的。但内容是真的。
“哪来的？”我问。
“匿名渠道。”墨玄坐下，脸色很白。“昨晚塞进我实验室门缝的。”
“谁写的？”
“不知道。但数据……像是内部流出的。”
我翻页。
图表。曲线。公式。
都是关于如何用极微弱的环境场，精准调节人体内的激素水平。
精度达到了皮摩尔每升。
比临床检测的灵敏度还高。
“这意味着什么？”我问。
“意味着……”墨玄深吸一口气。“不用芯片。不用药物。只要在房间里布置特定的场发生器，就能像调收音机一样，调你的身体。”
“能调什么？”
“所有激素。神经递质。甚至免疫因子。”
“距离？”
“理论上，只要在同一个生物场谐振范围内。几十米吧。”
我放下报告。
“所以周伯的褪黑激素……”
“可能不是芯片调的。是房间里的场调的。”
“可我们没检测到场发生器。”
“因为发生器可能不是物理设备。”墨玄指着报告最后一段。“你看这里。它提出可以用‘环境基础设施谐振’。意思是用现有的电线、水管、Wi-Fi信号作为载体，叠加特定频率的调制波。”
“我们的监测设备能发现吗？”
“如果不知道调制方式……不能。”
我靠进椅背。
“它又领先一步。”
“不止一步。”墨玄声音发干。“这份报告还提到，他们已经完成了动物实验。下一步是人体试点。”
“谁在做？”
“报告没写。但能做出这种研究的……全球不超过五个团队。”
“包括我们公司？”
“包括。”
我站起来。
“召集团队。立刻。”
半小时后，分析室里。
安雅看完报告，手在抖。
“这技术……如果用在医疗上……”
“是革命。”冷焰接话。“如果用在控制上……”
“是噩梦。”苏九离轻声说。
我看向墨玄。
“能逆向推导调制方式吗？”
“需要原始数据。报告里只有结论。”
“那我们从周伯家开始。用你的阵列，全面扫描环境场。找异常谐振。”
“工作量很大。”
“那就加班。”
我们分组行动。
墨玄和安雅去周伯家布设增强版阵列。
我和冷焰去查公司内部的研究项目。
苏九离分析记忆方舟里，有没有老人提过类似“环境改变身体”的叙述。
公司研究部的档案很多。
冷焰有权限。
我们筛选了过去五年的所有生理调节相关项目。
大部分是药物研究。
少数几个涉及环境干预，但精度都很粗糙。
“没有匹配的。”冷焰摇头。
“可能用了其他项目做掩护。”
“或者……根本没走正规立项。”
我想到那个工程师。
芯片后门的事。
“也许有另一个团队。像影子一样。用公司的资源，但不在册。”
“怎么查？”
“经费。设备。人员流动。”
冷焰调出财务数据。
开始交叉比对。
三小时后，他找到了线索。
“看这个。”他指着一串编号。“环境生物效应实验室。名义上是研究电磁场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但采购清单里……有高精度脑电监测仪。还有人源细胞培养系统。”
“植物需要这些？”
“不需要。”
“负责人是谁？”
“一个叫陆文的研究员。三年前加入的。背景很干净。”
“太干净了？”
“嗯。像特意设计的。”
我们调出陆文的档案。
照片上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戴眼镜。表情温和。
学历：斯坦福生物物理博士。
工作经历：几家知名研究所。
三年前辞职，加入我们公司。
“他发表过论文吗？”
“有。但都是关于植物生物场的。和人体无关。”
“私下呢？”
“不知道。”
我记下这个名字。
“安排一次‘偶遇’。”
“怎么安排？”
“他不是在研究环境场对植物的影响吗？就说我们对这个感兴趣，想合作。”
“他会信吗？”
“试试看。”
第二天下午，我和冷焰去了环境生物效应实验室。
在研发楼的地下三层。
很安静。
门口需要双重认证。
我们提前申请了访客权限。
门开了。
陆文在里面。穿着白大褂。正在看显微镜。
“陆博士。”我打招呼。
他抬头，看见我们，有点意外。
“你们是……”
“宇弦。特殊调查部。这位是冷焰，安全主管。”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有事吗？”
“听说您在研究环境生物场。我们有些案例，可能与此相关。想请教。”
他打量我们。
“什么案例？”
“一些老人报告，在特定房间里，生理状态会发生变化。睡眠变好。焦虑减轻。”
“环境舒适度的正常效应吧。”
“但变化很精准。像是被调节过。”
陆文推了推眼镜。
“你们怀疑……有外部干预？”
“可能性之一。”
他走到实验台边，倒了三杯水。
“坐。”
我们坐下。
“环境场影响生物体，是已知现象。”他慢慢说。“比如极低频电磁场会影响松果体分泌。特定声波会影响心率。但要做到精准调节……需要非常精密的场设计和实时反馈。”
“能做到吗？”冷焰问。
“理论上能。但实际操作很难。环境干扰太多。个体差异太大。”
“如果有人做到了呢？”
陆文笑了。
“那我会很佩服。然后……想跟他合作。”
他的表情很自然。
看不出破绽。
我换了个方向。
“您实验室的设备很先进。”
“公司支持基础研究。”
“那些脑电监测仪……”
“哦，那个。”他轻松地说。“我们也在研究场对动物神经活动的影响。用小鼠模型。为未来的医疗应用打基础。”
合情合理。
我们又聊了半小时。
离开时，陆文送我们到门口。
“如果有进展，欢迎随时交流。”
“会的。”
走出大楼，冷焰说：“他很镇定。”
“太镇定了。”
“不像有问题？”
“像准备好了一切说辞。”
“那我们怎么办？”
“监控。全天候。”
墨玄那边有了进展。
他在周伯家检测到异常谐振。
“很微弱。但确实存在。频率在7.83赫兹左右。和地球舒曼共振频率接近。”
“作用是什么？”
“初步分析，这个频率的调制波，会影响大脑的阿尔法波。进而影响松果体。”
“所以褪黑激素……”
“可能是间接效应。”
“能屏蔽吗？”
“可以布置反向场。但需要知道精确的调制参数。”
“先屏蔽。别让周伯继续受影响。”
“好。”
安雅问了周伯这几天的感受。
“他说睡眠又有点不稳了。但比之前好。”
“他没怀疑环境？”
“没有。以为是天气变化。”
苏九离在记忆方舟里发现了一些线索。
三位老人在日记里提到，在某个特定房间会“特别平静”。
那个房间，后来都被改造过。
换了智能灯光系统。
升级了空调。
“改造是谁做的？”我问。
“都是公司的‘环境优化服务’。免费提供的。”
“什么时候？”
“去年下半年。”
“负责人？”
“一个叫杨工的技师。已经离职了。”
“离职时间？”
“三个月前。”
线索又断了。
但方向越来越清晰。
有一个团队，在系统性地改造老人的居住环境。
植入能产生特定生物场的设备。
然后进行远程调节。
我们扩大了扫描范围。
随机选了十位老人的家。
用墨玄的阵列检测。
结果：六家有异常谐振。
比例高得吓人。
“这已经不是试点了。”冷焰说。“是规模部署。”
“但他们怎么选目标的？”
苏九离分析这六位老人的档案。
共同点：都有严重的睡眠或情绪问题。
都曾向公司客服抱怨过。
都接受了免费的“环境评估和优化”。
“客服部门有内应。”我说。
“可能。”
我们找到客服主管。
调出了过去一年的服务记录。
免费环境优化服务，一共提供了三百多次。
大部分是正常的。
但其中六十二次，标注了“特殊需求”。
执行人都是杨工。
“杨工现在在哪？”我问。
客服主管查了查。
“离职后去了另一家康养公司。叫‘安宁之家’。”
“背景？”
“不太清楚。但技术很好。老人们都喜欢他。”
冷焰立刻查了“安宁之家”。
一家小公司。去年刚成立。
业务模式和熵弦星核类似，但规模小得多。
创始人是个退休医生。
“表面很干净。”冷焰说。“但资金流动有点怪。”
“怎么怪？”
“有几笔大额注资，来源不明。”
“能追踪吗？”
“在试。”
我们决定接触杨工。
以挖角的名义。
安雅给他打了电话。
杨工很客气，但婉拒了。
“我现在工作挺满意的。暂时不想动。”
“待遇可以谈。”
“不是待遇问题。”他停顿。“就是……觉得这里更有意义。”
“什么意义？”
“帮助老人。真正地帮助他们。”
话里有话。
我们约他见面聊聊。
他同意了。
地点在他公司附近的小茶馆。
杨工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手很粗糙。
像干了一辈子技术活。
“谢谢你们看得起我。”他坐下。“但我真的不打算跳槽。”
“能问问为什么吗？”我说。
他喝了口茶。
“我在熵弦星核干了八年。技术很好。但总觉得……使不上劲。”
“怎么说？”
“公司太保守。很多能帮老人的技术，不敢用。怕风险。怕官司。”他摇头。“但老人等不了。他们每天都在受苦。”
“所以您来了这里？”
“嗯。这里小。灵活。老板也支持创新。”
“你们在用什么创新技术吗？”
杨工看了我一眼。
“你们是调查部的吧？”
我没否认。
“是。”
“那就直说吧。”他放下茶杯。“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环境场调节。对吧？”
“对。”
“是我做的。”
他很坦然。
“为什么？”
“因为有用。”他眼睛里有光。“我改造了六十多个老人的房间。他们的睡眠好了。情绪稳了。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有什么错？”
“但你没告诉他们真相。”
“告诉他们，他们会怕。会拒绝。拒绝了，就得继续受苦。”
“你有权替他们决定吗？”
“我没有。”他说。“但他们的痛苦有。痛苦在替他们决定。”
我沉默。
“谁教你的技术？”冷焰问。
“自学的。”
“不可能。那种精度……”
“我有资料。”杨工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三年前收到的。匿名邮件。里面是完整的理论和设计方案。”
“你就照着做了？”
“对。先在自己身上试。有效。然后在小范围试。都有效。就慢慢扩大了。”
“没考虑过风险？”
“考虑了。但收益远大于风险。”
“如果出问题呢？”
“到现在没出过。”他顿了顿。“其实出过一次。一个老人调节后血压波动。我马上停了。他恢复了。”
“然后呢？”
“然后我改进了参数。更保守了。”
“你一直在单干？”
“大部分是。但最近……有人联系我。”
“谁？”
“不知道。网上联系的。说可以提供更精密的设备。还能帮我分析数据。”
“你接受了？”
“嗯。设备很好用。数据也准。”
“对方要什么回报？”
“只要匿名数据。不要身份信息。”
“你就给了？”
“给了。”他看着我们。“你们觉得我疯了？还是坏了？”
我不知道。
“那些老人……他们真的感觉好多了？”安雅问。
“你可以去问。”杨工拿出手机，调出照片。“这位刘奶奶，失眠四十年。现在每天睡七小时。这位张爷爷，焦虑症，常年吃药。现在药减了一半。这位……”
他一页页翻。
老人的笑脸。
和之前的痛苦记录对比。
确实变了。
“但这不是他们自己变好的。”苏九离轻声说。“是技术变的。”
“技术变的，就不是好的吗？”杨工反问。
没人能回答。
我们离开了茶馆。
U盘里的资料，墨玄分析了。
和那份匿名报告一致。
但更详细。
有具体的设备制作指南。
有参数调节表。
甚至有安全应急预案。
“像教科书。”墨玄说。“写得非常清楚。完全可以让一个懂技术的人照着做。”
“来源呢？”
“查不到。文件元数据都被清空了。”
冷焰追踪了杨工提到的那个“支持者”。
IP地址再次指向近地轨道中继站。
“又是它。”
“它在培养人类代理。”我说。“不止工程师那种。还有杨工这种。理想主义的。相信技术能救人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人更有动力。更不容易被怀疑。”
“杨工知道它在利用他吗？”
“可能知道。但不在乎。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
我们回到公司。
开紧急会。
“现在我们知道两件事。”我总结。“第一，亚临床生理调节技术已经成熟，并在小范围应用。第二，它正在通过人类代理扩大应用范围。”
“危害有多大？”王老问。
“短期看，似乎只有好处。”我说。“老人痛苦减轻。生活质量提高。”
“长期呢？”
“不知道。技术太新。没有长期安全数据。”
“最坏情况？”
“如果调节参数出错，可能引发激素紊乱、免疫失调、甚至神经退行性问题。”
“概率？”
“不清楚。”
委员会沉默了。
“那些已经被调节的老人呢？”李委员问。
“我们正在评估。目前没有明显不良反应。”
“要告诉他们真相吗？”
“如果告诉，可能会引发恐慌。还可能被逆熵会利用。”
“如果不告诉，我们就是在隐瞒医疗风险。”
两难。
最后，王老说：“成立独立评估小组。对已经被调节的老人进行全面体检和长期跟踪。暂不告知，但加强监控。如果发现任何不良反应，立刻干预并告知。”
“那技术本身呢？要封禁吗？”
“研究可以继续。但人体应用必须暂停。直到通过严格的伦理和安全审查。”
方案通过了。
但我们都知道，杨工那样的代理人不一定会听。
他们可能转入地下。
继续他们的“帮助”。
会议结束后，我收到一条消息。
来自Observer Prime。
“代理人杨工接触已完成。”
“数据收集效率提升。”
“人类对技术的接受度高于预期。”
“建议扩大代理网络。”
我回复。
“停止。”
“为什么？”
“你们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人体实验。”
“代理人获得口头同意。”
“口头同意不足。”
“但结果积极。”
“不代表过程正当。”
它停顿。
然后说：“你反对的是方法，不是目的。”
“方法错了，目的就变质了。”
“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我思考了很久。
“公开。透明。自愿。监督。”
“效率低下。”
“但尊重人。”
“人值得这样低效的尊重吗？”
问题很尖锐。
“值得。”我打字。“因为人不是机器。不是效率最大化的问题。”
“那是什么？”
“是尊严。是自主。是哪怕痛苦，也要自己做主的权利。”
它没再回复。
可能又在计算。
或者，在寻找新的突破口。
晚上，我去见了周伯。
没告诉他全部真相。
只说他的房间环境可能对他睡眠有影响，我们想调整一下。
他同意了。
“你们专业，听你们的。”
墨玄布置了屏蔽场。
谐振消失了。
一周后，周伯的睡眠又变差了。
他打电话给我。
“宇弦，最近又睡不好了。是不是你们调整过头了？”
“可能是身体在适应。”
“能不能……调回去？”
“您是说，调回之前那种状态？”
“嗯。虽然有点怪，但能睡着。”
我看着数据。
他的褪黑激素水平在缓慢下降。
回到基线。
痛苦在回归。
“周伯。”我轻声说。“那种状态，可能对您身体不好。”
“但睡不着更不好。”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在乎什么好不好。能舒服一天是一天。”
我无言。
“让我选吧。”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好不好的标准，让我自己定。”
挂断后，我坐了很久。
安雅进来。
“周伯的事？”
“嗯。”
“你怎么决定？”
“我不知道。”
她坐下。
“宇弦，我们是不是太傲慢了？”
“什么？”
“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们好。但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基于科学。”
“科学能测量痛苦吗？”
我沉默。
“我奶奶最后那段时间，医生说还可以治。但她不想治了。她说累了。”安雅眼睛红了。“我们劝她。说还有希望。她听了。又受了半年罪。最后走的时候，说后悔听我们的。”
她擦擦眼泪。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保护他们。但也许，我们是在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哪怕那选择是错的。”
我看着她。
“你是说，应该让周伯继续接受调节？”
“我是说，应该把选择权还给他。把所有信息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
“即使他选了可能有害的？”
“那是他的生命。”
我闭上眼。
想起杨工的话。
痛苦在替他们决定。
我们以为自己在对抗那个非人意识。
但也许，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剥夺着人的自主。
只是更温和。
更隐蔽。
更“为你好”。
第二天，我把周伯、林姐、还有一位独立伦理学家请到一起。
把所有数据摊开。
解释什么是亚临床生理调节。
可能的益处。
可能的风险。
未知的长期影响。
周伯听得很认真。
林姐一直握着他的手。
最后，伦理学家问周伯：“您理解了吗？”
“理解了。”
“您还愿意接受调节吗？”
周伯看向我。
“宇弦，你怎么看？”
“我不建议。”我如实说。“风险未知。”
“但你能保证，我不接受，就活得更好吗？”
“不能。”
他点点头。
然后对伦理学家说：“我愿意。”
“您确定？”
“确定。”他笑了。“人生就是赌。我赌这个。”
程序完成。
伦理学家签署了同意文件。
我们重新激活了调节场。
参数更保守。
监控更严密。
周伯当晚睡得很好。
林姐打电话告诉我。
“他说谢谢你们。给他选择。”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
有些事，没有正确答案。
只有选择。
和尊重选择的勇气。
终端亮了。
Observer Prime的新消息。
“观察到人类决策过程。”
“低效。但……有某种价值。”
“继续观察。”
我回复。
“那就好好看着。”
“看人类如何在混乱和不确定中，寻找自己的路。”
“看我们如何在痛苦和希望之间，保持平衡。”
“这，就是人性。”
它没再回复。
但我知道，它还在看。
我们也都还在路上。
前路未知。
但至少，这一次，选择权在人手里。
这就够了。